团队合影

　　团队成员李露进村入户进行调查

　　1个团队，跨3个年级，15名学新闻的大学生。

　　历时1年的调查研究，学校和企业的双重资助，11个地市近百个村庄的问卷调查，5年1258篇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

　　由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系15名新闻专业本科生组成的“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用700多名应届毕业生对大学生村官的期待，近500名社会公众对大学生村官的评价，160多名大学生村官对自己的身份认知，碎片化地还原了大学生村官“相对真实”的形象。

　　在他们眼里，这一年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册6.7万多字的精致报告，更是一次走出大学课堂，走向田野社会，勇敢而生涩地尝试。

　　为什么是农村？是大学生村官？是他们的“形象”？

　　蔡楚泓今年即将从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毕业，是“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团队里年龄最长的学生，课题研究的发起人，这个团队的组长。学弟学妹们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师兄”。

　　“师兄，总能让我感受到他对新闻事业的激情与虔诚，对科研和学问的认真与执着，对乡村传播问题的专注与敏感。”团队成员，2011级的陈斯洋告诉记者。

　　蔡楚泓曾在山西农村做过短期支教。他说：“山西农村广、农民多、农业问题复杂，这是我们进行田野调查、社会研究的天然‘训练场’。”

　　2011年暑假，他和伙伴在山西晋中、吕梁、运城三地的部分农村进行过关于农民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分析结果上，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蔡楚泓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曾在一次会议的间隙见过蔡楚泓，“他对我们的成果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有些特别犀利，我当时真想挖个洞钻进去”。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做好它。” 蔡楚泓想。

　　常言道：“变山变水先变人，致富增收靠能人。”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突出瓶颈其实就是基层人才的匮乏。高校毕业生下乡当“村官”在中国乡村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学生”和“村官”这两个以前看似不搭界的名词，通过“大学生村官计划”被紧密联系到了一起，频繁地通过媒介进入到公众视野，成为当今中国一个热门的话题。

　　“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的指导老师，山西大学新闻系的庞慧敏告诉记者：“中国是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在长期的乡土社会中形成了紧密联系而又错综复杂的基层体系。大学生初到农村要想处理好复杂的基层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人员的大学生村官在村子里担任着村支书或村主任助理的职务，却没有正式编制和具体规定的职责。

　　“他们既不是村民也不是村干部，对村里事务的管理没有监督权、建议权，更没有组织管理权，尴尬的身份就会让他们很难在基层开展工作”。蔡楚泓说，“再加上专业不对口、人际关系难处理、生活不习惯、农村利益纠葛等问题，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些地方大学生村官‘下不去、用不上、留不住’的困境。”

　　团队的“二把手”，2010级新闻学专业班长李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某一社会群体形象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门‘显学’。”“学新闻的我们去探究大学生村官的形象，相信能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宣传部门的传播报道提供一定的帮助，也许能够扭转大学生村官们的生存现状也难说。”

　　出于学新闻的好奇本能，出于对“山西农民媒介接触情况调查”的耿耿于怀，出于“用所学知识为社会尽点力量”的想法，蔡楚泓和李露在指导老师庞慧敏的帮助下，开始“招兵买马”组建团队。

　　媒体如何报道大学生村官

　　通过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剧、电视新闻、网络视频、微博发帖，“大学生村官形象研究小组”对2008年到2012年间，涉及大学生村官的材料进行了统计归纳。

　　“搜集这些资料，真的花了我们很多时间。”2010级的杨可告诉记者，在经过了全面摸底普查后，他们最终确定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作为内容分析的主要文本。

　　“《中国青年报》主要以青年为读者对象，一贯关注青年利益，注重挖掘青年问题报道中的社会背景。一直高度关注大学生，关注青年大学生村官。”蔡楚泓说， 2009年4月24日中青报在全国媒体中率先增辟了“大学生村官”专版，并每周利用该版集中报道大学生村官的政策以及动态。“我想以中青报做研究对象，一定能描摹出大学生村官的媒介形象。”

　　2011级的8名成员跟着组长蔡楚泓，跑到了即将搬迁的山西大学图书馆，一头钻进了报刊阅览室。整整两天的“报海拾珍”，他们从2009年开始往前追溯关于大学生村官的报道。他们一边在蒙了尘土的报纸堆中“淘金”，一边拿着单反相机记录着报章上的历史点滴。

　　通过对近30年《中国青年报》的查阅，他们发现了最早关于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报道：1992年5月1日由记者李桂茹采写的《珠海三灶区招募大学生当村长助理》；最早塑造的大学生村官个体形象的报道：1991年8月7日由记者吴苾雯采写的《一个大学生的人生雕像——记仙桃市剅河镇青年干部张友军》。

　　“不得不说，对报纸内容进行编码这项工作的确很累，而且会让人烦躁。但对于锻炼心智来说，却不失是个好方法。阅读文本让我了解到社会的热点与动态，明白了媒体报道的一些方法，让我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身边的社会。”2011级的付亚婷在回忆内容分析的过程时告诉记者。

　　为了减少误差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调查小组采取了总体取样的方法，对新闻正文中含有“大学生村官”一词的报道都进行了分析。“5年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竟然写了1258篇报道，这其中还有很多长篇通讯，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蔡楚泓说。

　　但媒介的呈现终究还是有很多值得完善之处：版面分布不均；体裁形式有待丰富；模糊笼统的概括多，对村官个体的呈现少；党政官员的声音强，作为选聘的来源——大学生、培养大学生的各地高校、各界专家学者的声音弱；报道区域分布不均衡；文化、生态等内容重视不足；男女出现频率不平衡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现实与媒介呈现的距离。

　　团队指导老师庞慧敏正在德国研修，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真实面，新闻产品乃是经过建构后的产物，媒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新闻机构的产品本身就是经过层层选择后的结果。

　　大学生村官的形象本身就是政治与大众媒介共同作用的产物，《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态度积极，相对客观，也有价值引导，这是个可以理解的结果。“只是，我们希望媒介塑造的大学生村官形象更接地气，更鲜活些。”庞慧敏说。

　　应届大学毕业生眼中的大学生村官

　　从中组部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上看，大学生村官的选聘来源为：30岁以下应届和往届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团队的“二把手”李露说：“我们想尽可能地提高样本的可测性，增强研究的目的性。但我们的经费有限，所以我们只选择了区域综合性重点大学——山西大学、农业类专门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作为抽样框。”在这两所学校，他们分别发放了300份和400份问卷。

　　山西农业大学的崔建伟同学帮助团队发放了问卷，“楚泓哥反复和我强调问卷样本抽样的比例，学院、专业、男女，详细得都让人有些烦了”。

　　“我们校园挺大，男女生宿舍楼离得又挺远，为了帮助他们完成问卷，我发动了校园广播站和校学生会的干事帮忙。”“12个学院的大四学长学姐，400份按比例抽样的问卷，我也算是认认真真地干了一次科研。”崔建伟笑着说。

　　2010级的薛晓薇在科研日记里写道：我和同伴儿一起负责将近700份关于应届毕业生的问卷录入，我从中获知并掌握了另一种简便的数据录入与分析方法。我不得不说，录入问卷的确是一件不得失误、应百般认真、但却实在枯燥的工作。她写道：正因为参加过，我才知道那个“沙里淘金”的过程很艰难。这也让我坚定了要对自己负责，绝不半途而废的学习信心。

　　经过调查发现，无论是在农业类专门大学，还是在综合性重点大学，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都是大学生们对“村官”这一新兴群体形成角色知觉的主要信源。

　　蔡楚泓特别提醒记者，他们发现山西农大一直以“崇学事农，艰苦兴校”的办学精神来服务“三农”建设，“在学校层面对大学生村官的信息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对学生的价值判断、角色期待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学校宣传”成为农大学子第4个关于大学生村官信息的重要来源。

　　“我想山西农大的举措，也许值得各级部门、各高校团委的借鉴，毕竟‘最难就业季’可以向‘农’看。”蔡楚泓说。

　　报告显示，“为新农村建设作贡献”成为在校大学生们对村官工作的第一判断；“增加经验和阅历”成为他们可能选择村官工作的共识；“艰苦的工作环境”则被在校生们认为是大学生村官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此外，应届毕业学生普遍认为“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地位一般”不占据社会资源；有超过2/3的学生认为大学生村官的出路“一般，说不上好”。

　　几组数据显示，应届高校毕业生对于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期待“悲观有余而认识不足”。他们多数认为大学生村官是社会地位、工作前景一般，在艰苦农村带领农民致富，渴望融入农村的群体中。

　　在应届毕业生的眼中，选择大学生村官岗位其实是一种“先就业再择业”的“无奈”之举。他们更多地希望通过大学生村官的岗位来增加经验阅历，更好地考取公务员。

　　社会公众眼中的大学生村官

　　由于社会公众和村官的调查范围涉及山西省11个地市，而团队的成员又十分有限，因此，他们除了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更发动了“身边的力量”。

　　“我们学院的同学多来自山西各地，有许多人家住农村，或者老家就在村子里。”蔡楚泓在和李露商量之后，决定在文学院里发动各专业的同学帮忙。

　　他们对山西省11个地市各县区的村庄进行了判断抽样，并对来自以上地区农村或邻近地区的数十位同学进行了培训。“正是这些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调查员’才成就了我们最后的研究。”李露说。

　　王霞和孙婧梁都是新闻专业大三的学生，她们就是在班长李露的游说下才加入团队的。

　　“作为帮忙的角色，我们只是在有能力帮助的情形下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我并没有想太多，更没有想因此我会得到些什么。”孙婧梁在谈到参与调查的动机时说。

　　王霞则回忆道，“我爷爷家是吕梁市兴县的。当时我想，我就住在村子里很方便，便答应了下来。”

　　“老实说，班长告诉我要调查5个村子，真的把吓了一跳。”王霞告诉记者。

　　“虽然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是我们一个王姓家族的分支，但我很少回来，也很少关注大学生村官，加上交通不便，好几个村都是需要走路翻几座山才能到。”好在王霞的姑姨表婶们都散落在各个村子里，王霞抱着串亲戚的心态，做起了村民和村官们的调查。

　　当时，孙婧梁的家人生病住院，她在医院陪护了半个多月。

　　“我当时人在大同，而调查地在我老家朔州。我没法亲自实践去进行调查，但我姐姐当时还是朔州市应县的一名大学生村官，所以对村官这个话题，或者说一些现实状况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我有一些了解”。所以，孙婧梁大胆地答应下了调查的任务。

　　王霞在回忆调查过程时说：“本以为很简单，找几个有代表性的村民调查一下就好了，但我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艰巨，甚至到了进行不下去的地步。”王霞在出发前就考虑到了村民们可能不识字、或不理解问卷内容的情形，她早早地做好了“口头解释、方言表达”的准备。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方言竟然不是最大的障碍，反而是村民们的防备心成为了最隐蔽的“敌人”。有些村民似乎知道点什么，但又对王霞的意图表示怀疑。甚至有村民说：“还是别说了，万一说点什么不好的话，上边要处罚怎么办。”尽管王霞很努力地解释，但一般意义不大。

　　王霞开始改变策略，她在村子里碰见谁就去闲聊，“可能得知我是个大学生比较稀罕，认为有知识，所以也愿意聊，然后我就会把话题引到要调查的内容上来”。她机智地化解了困难。

　　“我负责分发朔州市的问卷，朔州市有6个县区，我主要负责应县的调查。”孙婧梁将问卷模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当时还在村官任上的姐姐，在姐姐的帮助下她顺利地回收了将近20份村官的问卷和大量可观的社会公众问卷。

　　孙婧梁的姐姐2008年参加了大学生村官的招聘，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三的成绩成为了村官大军中的一员，与其他几位村官一起分到了某乡。

　　后来孙婧梁的姐姐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市委某部门。“虽然她会定期抽空回乡里，但调到市里工作，所以自然而然‘村官’这个职务就有名无实了。”孙婧梁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与她姐姐一起工作的几位村官也几乎都是这样，实际上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不过村官工资还是照常领。

　　孙婧梁说，“如这之后的几年越来越多的‘村官现象’——选择村官是为了挂名，并不能实际深入农村，同时有其他工作，领双份工资。”

　　在王霞记忆里，她始终忘不了调查过程中与一位大叔的对话。

　　“大学生村官是有的，但是自从他来了，我就没见过几面。” 王霞和一位正修缮自家遭灾房屋的大叔聊了好长时间。

　　那年夏天，吕梁地区暴雨连连，村子里的房屋都受到了破坏，道路泥泞不堪、沟壑纵横。

　　“家在城里边，工作也在城里边，你看这下了暴雨，也没说回来看看情况怎么样，真让老百姓心寒。那村官有没有一个样，还领着公家的钱。”

　　虽没能见到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但“下不去、用不上”的他们在王霞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静静站在村子里泥泞的土路边上，望着邻家经雨坍塌的宅子，默默出神。

　　蔡楚泓拿起调查报告，为记者解读了一番社会公众眼中的大学生村官形象。

　　“事实上，通过网络问卷和田野调查问卷，我们发现社会公众对于大学生村官还是关注不够，印象模糊。”公众对于这项由国家主导的政策是支持的，他们对于媒介中的村官报道呈现出了偏向乐观的态度。

　　“通过调查发现，公众对于大学生村官形象的期待值是很高的，他们认为现在大学生村官的形象是一群大有作为，‘能够发挥自己特长和优势’的‘农村需要的人才’。”

　　但蔡楚泓也提醒记者，仍旧有接近40%的公众认为大学生村官是一群“不能长久扎根，是最终将要离去的短期到农村镀金的干部”。

　　“这是社会现实，也是调查的结果，显然我们无法回避。”蔡楚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