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就有5名毕业生前往西藏工作，我们原来预期计划有2人，但是报名的学生比较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表示，我国中西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人才的需求很大。

　　近年来，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毕业生主动选择到基层公共部门就业。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张其光介绍，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连续3年突破50%。而在10年前，80%左右的清华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

　　未来5年，进一步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和城乡差距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如何让青年在实现协调发展中建功立业，成了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宁夏是欠发达地区，当地的大学少，最缺的就是人才。”在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宝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彦宝看来，西部的人才如同沙漏一样在逐渐流失。

　　“我们新建工厂，好不容易培养了两三年的人才，别的地方就挖走了。”党彦宝举例，一个班长被挖过去后，给出的待遇是车间副主任，无形中就推高了用人成本。因为实在缺乏人才，“在西部，稍微好一点的技术人员，各家企业都抢着要”。

　　为此，党彦宝想了很多办法，例如与外地的高校开展校企合作、加大校园招聘的力度，但都没达到预期效果。后来即使提供住房和安家费，也留不住大学生。

　　党彦宝很苦恼，他掰着手指，试图分析原因，“一方面外地的人才来到宁夏之后不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人才在当地发展空间相对有限。”他认为，解决中西部地区难以吸引人才问题，还要从办学培养本地的人才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有关“促进教育公平，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个人提案。

　　郑惠强提供了一组数据：西部地区常住人口约占全国27%，但本科院校不足全国四分之一，“211”高校、“985”高校分别仅为全国的21%和18%；新疆大学2014年生均拨款（不含专项经费）仅为6000余元，远低于教育部部属院校生均标准（超过1万元），与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的差距更大；全国“211”（非“985”）高校平均拥有院士（含双聘）5人、长江学者5人、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25人、百千万工程7人，而青海大学各项指标都接近于0，广西高校没有两院院士，国家级创新团队也是空白。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曾表示，以“差异化办学”的方式建设综合性大学是留住人才的一种方向。郑强说：“本土有了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们就不用到外省去求学。‘差异化办学’，开办别的学校没有的专业，还可以吸引人才，让相对发达地区的‘鸡’也能到西部地区‘生蛋’。”

　　今年两会期间，一份媒体发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教育不公问题中，网友最关心的是“城乡差别”问题。在高考方面，超三成的网友把票投给了“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工业大学国际事务部部长檀结庆表示，对很多农民来说，进城上楼，高额的房价会掏空农民一辈子的积蓄。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也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住房公积金。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兴城市四家村党委书记张文成看来，现在农民进城上楼，面临更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能不能体面地在城里工作生活，不做“二等公民”。

　　杜鹰也将目光放在了城乡差距上。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谈到青年发展时认为，“就业倒在其次，要看到住房、社会保障、将来结婚后的子女入托入学问题”，他说，这批青年农民工还不能完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从表面上看是户籍问题，实则是城乡两种不同的福利体制导致。

　　“他们如果不能落户，将会带来‘候鸟式人口’。”他叹息道，这不光带来交通压力、城市管理压力、还有众多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成本非常高。”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在杜鹰眼中，这张薄薄的户籍卡“不光是一张纸”，核心是要改变城乡两种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体制。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批青年真正融入城市才没有问题。

　　对于这类青年的发展，杜鹰认为国家正在重视。他举例，“十三五”规划首次标注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约束性和预期指标里，以前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我们要注意观察两个城镇化率的差距是否在缩小”。

　　“政府在鼓励引导方面，有比较好的举措。”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揭西县凤江镇凤北村委会主任助理王玲娜是广东团里最年轻的代表。1988年出生的她，喜欢逛街、看电影，但更多的时候，她在履行一个大学生村官的职责。“考公务员应对西部加大招生比例，降低门槛。”王玲娜说。

　　除了政策引导鼓励，就业创业也是吸引人才的一条路。“开个米粉店，也是创业嘛！”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教育厅副厅长王康看来，西部可以通过创新创业吸引人才。

　　王康认为，中西部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就业，一方面要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平台，另一方面要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让年轻人安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