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来，2467个理事会在湖北省大冶市322个行政村铺开，1.23万名理事会成员活跃田野乡间，昔日暮气沉沉的村庄被渐渐唤醒。近日，记者来到大冶探访乡村治理背后的故事。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华若村钟家庄湾，一口水塘“故事多”。

　　塘边的两房人家，同出一宗却吵吵闹闹20多年，田地、山场什么都要争个上下。洗衣取水的一口塘，硬生生被隔成两个“半月塘”。村里调解多年，这个结也没能解开。

　　后来，村湾成立了理事会，双方都有人当选成员，理事长请双方平心静气坐下来，事儿说开了，隔阂散了。如今，“半月”重圆，塘边还修葺一新，人们在这里打水、散步，一片祥和。

　　“半月塘”现象，是折射乡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面镜子。

　　2015年10月起，大冶市在茗山乡试点“党建引领·活力村庄”建设，调整自治单元，打破传统村组管理格局，建设村庄理事会，努力破解农村基层党建困局、乡村治理困境。

　　两年多来，2467个理事会，在全市322个行政村铺开，1.23万名理事会成员活跃田野乡间，昔日暮气沉沉的村庄被渐渐唤醒。

　　今年年初，大冶市入选民政部“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近日，记者来到大冶探访乡村治理背后的故事。

　　困境倒逼改革

　　说起过去当村干部的感受，大冶市华若村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柯亚军就3个字：“不好干”。

　　“谁家丢了只鸡也要找我解决。”柯亚军感叹，村委会就4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比如“半月塘”的事儿，他曾几次派小组长上门劝解，但一方认为小组长与另一方沾亲带故，很难调解。

　　柯亚军2014年接手前，这个村5年换了6任村支书，村集体没有收入，年轻人大多出门打工了，成片成片的田荒了，村里矛盾多，调解工作难做，党员只有16个，都是“老一辈”。

　　这样的困境，不只是华若村存在。2014年，茗山乡新乡长余显军到任，当时乡里29个行政村、44359人，大量劳动力去了城市，心散了、人走了、地荒了。

　　在大冶市委支持下，茗山乡党委组建了3个调研组，对全乡困境村来了个大摸底。

　　调研结果不容乐观：村委会管辖半径太大，群众内部利益纷争盘根错节；小组公共事务没人管，公益事业群众积极性难调动；先富的村民或沉迷赌博，或无所事事；少部分能人想干事缺乏舞台。

　　与此同时，农村沿用的主要管理方式，依然来自计划经济时代，几十年前修库筑坝、上山下湖、随叫随到，开会议事、筹资筹劳、一呼百应的情景不再；农村分田单干后，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渐降低，传统的小组功能逐渐弱化……

　　“农村单靠老一套管理模式，已很难适应现实需求。”大冶市委意识到，必须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

　　沉寂的村庄怎么激活

　　2015年10月，按照党政主导、村民自治、依法治理的改革思路，大冶市在茗山乡开展农村基层党建创新试点工作，探索构建新的治理体系。

　　既然原有的村民小组功能弱化了，改革第一步，就从划分自治新单元开始。

　　茗山乡大部分村民认为，原有的村民小组把同一个祖宗留下来的湾子分割而治，不同家族间凝聚力不强；如果按湾情、亲情、血缘、地缘，就近重新设置小型村庄，可以增强大伙儿的归属感和认可度。

　　在保持原有村委会设置格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自然村（湾）为主体，181个村庄在茗山乡29个行政村里划分出来。

　　一个原则是，新划分村庄必须依法依规，须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获乡镇党委审批、民政部门备案。

　　大冶乡村历来有红白喜事等各类“理事会”，一些村民间难协调的事，由理事成员一张桌子前议事表决，公开公正、效果好。在市委支持下，茗山乡决定在每个村庄组建一个村庄理事会。

　　很快，一套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委会、村庄理事会、农户为三级自治架构的“1+3”全新治理体系构建起来。

　　考虑到自上而下选派不一定符合民意，茗山乡党委明确：理事会成员必须来自村庄内部、民主推选产生。

　　一户一票。村里那些为人正派有名望的人、党员、老干部、致富能人，被选为理事会成员。

　　“我家在湾子里人算少的，没想到，总共122户我得了106票。”在茗山乡彭晚村，获选理事长的彭家湾村庄致富能人彭学军很自豪。

　　“党建引领”之下，一批村庄党小组迅速同步建立。在乡镇党委、村两委、村庄党小组的护航下，村庄理事会职责被确定为：服务党建、助力发展、村庄整治、调解维权、科技服务、文明创建。

　　微自治撬动大变革

　　湾子里一条烂泥路的变化，让大冶市茗山乡鹤桥村彭伟村庄74岁的老人彭文达感叹，“理事会做实事儿。”

　　这条路，10多年来又窄又坑洼，55户人家“家门口走路还得看着脚下”。现如今，不到两个月，烂泥路变成宽敞平坦的水泥路。

　　2017年，村民选举出的村庄理事会理事长彭绍雄，带头把自家老宅拆了，其余几个理事会成员紧跟着，也把自家门前路基让出来。其他人家，再没好意思争了，纷纷让步修路。随后，彭绍雄又带头捐资安装路灯，还引进自来水、修好健身广场……一年时间，彭伟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改革带来大变局，理事会的成立，很快在大冶乡间掀起一股震荡波。

　　彭学军说，彭家湾村庄理事会成立后，第一件事便是开村民大会。了解大家想把村庄建成什么样？最想做的是哪几件事？随后，在理事会带领下，建文化礼堂、公共食堂引自来水……一件件大家真正想干、又符合政策的事儿，很快从无到有、变为现实。

　　基础设施的改善，只是2467个村庄蝶变的一个方面。有了理事会，以往让村干部头疼的村民大小纠纷，也逐步化解在基层。

　　2016年年底，还地桥镇卢家湾村庄新堰承包合同到期，要进行第二轮承包。竞标过程中，原承包人卢强（化名）想要继续拥有承包权，处处阻碍、大骂参与竞标的同一湾子的卢蒙建。

　　“有的村民不怕政府说，就怕乡亲们戳脊梁骨”，作为宗亲的理事会专职调解理事成员卢昌，上门给卢强做工作，劝他“莫为点小钱，损害了整个家族的形象”，几句话一说，卢强红了脸、低了头。卢昌又请卢强和卢蒙建坐在一起，话说开了，双方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延伸阅读

　　三问乡村理事会

　　理事人选从哪来

　　茗山乡党委委员朱忠炯回忆，“理事会需3~7名成员，既要政治素质好、群众基础硬、年富力强，又要有热情有文化，还能保证常年待在村湾里。”可现实是，有能力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外工作、生活。

　　大冶市探索的是新老结合的路子，村湾里一批德高望重的党员、老干部、致富能手，被推选出来。虽然有的年纪稍微大点，但他们正直、有能力，愿意为老百姓出力。

　　大冶搞理事会能把这些人选出来，是否有其地域独特性？对此，黄石市委组织部党建科科长夏忠强说，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大冶有一定先天优势，现代化乡镇企业星罗棋布，一些村民就在附近就业，早晚来回方便。

　　“这些因素有关系，但不是决定因素”，在湖北省政研室余爱民研究员看来，大冶经验很关键的一条就是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农村能人的需求，“他们已经富起来了，但也有了新的迷茫，希望有为乡亲们服务的舞台，希望得到认可”。

　　为防止一些“村霸”或宗族黑恶势力上台，大冶市委一开始就明确：候选人需由乡镇党委和村两委经过综合评价确定后公布，即：在“黑名单”里的人，不行。

　　理事会作用如何持续

　　两年多来，大冶市2467个村庄理事会比着干，一批基础设施迅速得到完善。

　　但是，是否做完这些事，理事会就没事可做了呢？

　　大冶市委意识到，如何将产业与群众的实际利益串联起来，实现城乡资源嫁接，通过产业发展来吸引能人回乡、年轻人回乡、最终实现乡村发展“内外联动”，满足村民日益多元的物质文化需求，是这次改革的长远目的。

　　产业富民，激发了村子对人才、资金的虹吸效应，那些年少外出闯荡的庄稼人，带着对家乡的一片热情，渐渐回来了。1972年出生的柯育良，是钟家庄村民，2013年起带领几十名年轻老乡在浙江办服装厂。2015年年底，钟家庄成立村庄理事会，村民一致推选柯育良为理事长。柯育良放弃服装生意，返乡发展生态农业，承包300余亩土地，种植花卉苗圃、时令蔬菜等，聘请闲居在家的村民除草、施肥，解决了本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增收问题。

　　伴随人力财力回流，一批“村庄理事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致富新模式，逐渐搭建起来，村民家门口的致富路更宽了。

　　怎样防止跑偏

　　大冶市委为理事会明确划定“四个坚决防止”：防止理事会脱离党组织开展工作；防止“行政化”、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村民小组；防止成为新的利益集团甚至强权势力；防止活动阵地成为理事会成员享乐场所、接待官员之地。

　　其中，在与村民小组的关系定位方面，经历了一段探索过程。

　　大冶市民政局副局长明清友记得，试点初期，有理事会选人、做事，直接把小组撇开了，这一现象很快被纠正。一些有能力的小组长，被鼓励参选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目前，这一比例达80%。

　　为保驾护航理事会稳健前行，一套详细的监管体系应运而生。

　　首先是在组建村庄理事会基础上，以单独建、联建等方式，同步成立村庄党支部或党小组，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

　　建立议事决策机制，村庄理事会商议、村庄群众（代表）会决议的结果、实施方案、办理情况必须向村庄居民公开，重大事项向村两委报告，由党组织把关。建立理事会公益性资金监管制度，接受村两委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检查，确保资金筹集和使用符合群众意愿与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