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增城下围村从“问题村”到“先进村”的启示

　　编者按 >>>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下围村实现从“问题村”到“先进村”的蜕变，其经验的张力，在于用一套完善规范的村民议事制度为从“熟人社会”向“现代社区”的转换播下了一颗基因优良、活力强劲的种子。希冀对大学生村官完善基层治理带来些许启迪。

　　“否极泰来。”让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下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郭庆东脑海中突然蹦出这个词的，是不久前的一场龙舟赛。

　　2017年端午节，清水湖上人声鼎沸，鼓声震天。下围村9个合作社组成的4支队伍在此捉对厮杀、群雄逐鹿。条条船桨激荡起层层白浪，清清水面映衬出张张笑脸。而就在几年前，在村里，将大家聚在一起赛龙舟，几乎是一道没人可以完成的题目。

　　“2014年前，下围村长期争斗不止，内耗不断。”郭庆东说。不过，一场基层治理“魔术”，让下围村凝固20多年的坚冰短短3年时间便化作股股暖流，人们的手又紧紧握在了一起。

　　而在当地官员眼中，下围村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是从“问题村”到“先进村”蜕变路径的又一样板，更为改善乡村治理点开了多个关键“穴道”，打通了多条“梗阻经络”。

　　消除派系：

　　从水火不容到和睦相处

　　兄弟阋于墙。这种故事，本应与下围村无缘。

　　在800多岁的下围村，郭姓人口历来占据绝对多数。然而，1999年，当村民自治以一场直选的形式第一次在下围村落地生根的时候，同源同姓的绵长传统却并没有成为凝聚人心的一根纽带，反而成为问题爆发的导火引线。

　　在郭庆东看来，矛盾的种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已经埋下。彼时，下围村被划入增城开发区核心范围。随之而来的，是村中一半土地被统一征收，变成了鳞次栉比的房屋和阡陌纵横的道路。

　　然而，在迅速膨胀的集体躯体内部，跳动着的，仍然是一颗古老的“人治”心脏。对于在经济结构和面貌形态上正在大步流星奔向工业化城镇化的下围村来说，相对于一些村干部心中涌动的私欲，一根强有力的套住权力的缰绳却没有被编织出来。

　　宅基地分配优亲厚友，集体物业不公开招标……这些做法，在当时的下围村，不仅成为常态，也在村民中间人为降下了一道区分“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的厚重铁幕。“其中不乏因此父子不睦、夫妻不和、兄弟反目的案例。”一位下围村干部告诉记者。

　　每当换届来临，围绕村庄权力重新洗牌的难得窗口，“楚河汉界”两侧，两派势力不仅剑拔弩张，更会使尽浑身解数拉拢选票，以致每次选举双方选票差距都只在毫厘之间，而最终结果也大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场“二人转”一直唱到2014年的第六届选举。时年36岁的郭庆东在一众资深“村官”中杀出重围，当选村委会主任。谈及获胜“秘诀”，郭庆东首先归结为自己的“中间派”角色。“我十几岁就离开下围出外经商，村中利益牵涉不多。”在他看来，民意天平倾向自己的另一层原因是，“看着两派斗了20年，很多村民也累了、烦了，大家期望我能带来改变。”

　　2017年，换届钟声再次敲响。在相关部门的工作进度表上，18年前全广州最后一个完成村级选举的下围村，此次竟在镇里拔得头筹。再次参选的郭庆东不仅将得票率从三年前的85%拉升到了96%，一场久违的龙舟赛更是将曾经水火不容的两派村民拉上了和气洋溢的同一条船。

　　改变，从何而来？

　　学会开会：

　　从吵吵嚷嚷到井然有序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下围村原党支部书记郭水满提起开会就发怵。

　　2014年，听郭庆东说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郭水满连连摇头：“每次开会，不是吵吵嚷嚷要打架，就是三五成群扯闲话。”虽然内心很希望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好好收拾收拾村里的烂摊子，但郭水满还是想以老前辈的身份多给郭庆东敲敲边鼓。

　　不过，对于不服输的郭庆东来说，这盆冷水却让他心中的火苗越烧越旺。在他看来，下围村的蛋糕要想做大，首先得分匀，“特别要将低价发包的集体物业全部收回。”而要烧起“这把火”，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成为摆在郭庆东面前的“华山一条路”。

　　会最终还是开了。只不过，会议的艰难程度还是超出了郭庆东的想象。毕竟，60多平方米的临街店铺月租只有50元，类似这样的诱人奶酪谁也不愿松口。旨在废除原有租约的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无果而终。临走，还有不少人给郭庆东撂下了狠话：“你能当一辈子村长吗？”

　　郭庆东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难倒。在一位律师朋友的点拨和支持下，他把《合同法》带上了第二次村民代表会议会场，并用其中“显失公平可致合同撤销”一条稳稳捏住了反对者的“七寸”。在成功压住对方“火力”之后，郭庆东决定付诸表决，用村民自治民主程序的力量完成制胜一击。最终，67∶2，将集体物业收回重新公开招标的议题获得通过。仅凭这一项，下围村集体经济收入便从2014年的300多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1000多万元。

　　这次前后累计两天的“马拉松”会议，迄今仍然保持着下围村村民代表会议的最长会期纪录。在那之后，郭庆东意识到，开会重要，引导村民把会开好更重要，“先从改造会场开始。”

　　位于下围村委会二楼的会议室，而今的另一个名字是“村民议事厅”。入口处的门牌上，代表证、旁听证、列席证、观察员证一字排开。会场内，中间前面为主持席，后面为代表席。左右两侧则为旁听席和列席席。郭庆东说，带牌入场、按区就坐，看似属于细节问题，却能大大增强会议的庄严感，从而约束参与人员认真履职。

　　“加上全程录像、网络直播，会议秩序好了，效率高了。”郭庆东告诉记者，下围村村民代表会议的另一大特色是村委会成员不参与议题表决，“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重蹈‘村官自治’的覆辙，更是为了将重大事项决策权完全交给由村民代表行使。”

　　而今，“村民议事厅”不仅在增城不少村庄落地开花，还被写入《广州市美丽乡村建设标准》。

　　强化执行：

　　从简单多数到绝对多数

　　“以德报怨。”郭庆东喜欢用这句话解开他与村民之间的疙瘩。

　　在收回集体物业时，有人拒绝交出。面对反复带人上门催搬的郭庆东，一位年轻村民差点举起了拳头。不过，熟人社会强大的道德牵引转化为舆论压力，最终让这户村民就范，也让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在现实中获得了生命。

　　一年之后，当这位村民再次与郭庆东谋面，不免赧然一笑，并道出了心里话：“我那时并非不想腾退，而是觉得你收回去后会再租给自己的亲朋。”在郭庆东眼中，这个意料之外的迟来抱歉既是对自身言行的善意提醒，也揭开了乡村治理的一层面纱，“只有议事公开透明，办事才能顺风顺水。”

　　“开会只是形式，要想‘政通人和’，还得将功夫从嘴上落到脚上。”在郭庆东看来，会既要开得高效，也要开得有效，前者需要做好议题协商，后者则要强化决策执行。

　　在下围村，任何成年户籍人口都可以提出村民代表会议选题。不过，从选题到决议，还要经过村“两委”评估、村法律顾问审核、村务监督委员会备案、公示公告征求意见、讨论表决等环节的层层过滤和打磨。正因为会前充分做好预习、预热，2014年以来下围村共召开村民代表会议27次，所作决议100%得到了执行。

　　“你们用什么办法让全体村民都能严格遵照执行？”这是前来取经的镇村干部们提出最多的问题。郭庆东告诉他们，“秘诀”之一在于将决议通过的赞成票比例从50%的简单多数提高到2/3的绝对多数，“这样就能保障民意基础更加厚实。”

　　“改善基层治理，让作为法定制度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正落地，成本最低，效果最好。”郭庆东说，眼下他正在琢磨如何将非户籍常住人员纳入村民议事机制中来。在本、外地人口比例已达1∶1的下围村，这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