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出发，沿着256省道往北，过了江龙大桥，就是广州市增城区下围村。依依垂柳环绕着一汪碧水，两岸联排的“万家旅舍”由民房就地改造而来，彩墙涂鸦颇具“文艺范儿”。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每天有数千人次周边游客来此骑车、烧烤、钓鱼，让不少村民赚了个盆满钵满。

　　看着眼前这幅清静画卷，谁能想到，仅仅在两年半前，下围村还是一个恶名在外的“烂村”，两派村民争权夺势，内斗不断；村委会由两派轮流坐庄，党同伐异，久而久之成了远近闻名的“矛盾多发村”“维稳重点村”“发展后进村”“环境污染村”……

　　潘小航，学法律出身的石滩镇党委书记，30啷当岁下镇里工作，已有11年基层经历；郭庆东，1978年出生，在东莞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14年换届时回家乡下围村参选，先后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两名年轻干部一上一下，携手推动了一项村治改革，结束了下围村20多年来的内斗，整个村庄风气为之一变，经济发展和公共事业步入“快车道”，集体年收入从300万元跃升至1500万元。

　　勇气：敢碰钉子，敢踩地雷

　　郭庆东：我很早离村出去闯荡，在东莞生意做得挺好，按理说完全没必要回来蹚这浑水。说起来偶然，跟几个同在东莞的同学每次聚会一聊，说起老家的事，大家都是痛心疾首。然后就有一个做律师的同学问我，“假如让你回去做村长你会怎么干？”当时没来得及认真想，随便吹了几句牛，但他这不经意的一问，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2013年年底回村，我到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阿叔阿伯家去串了串。刚好碰到村委会要换届，我问他们如果我做村长，你们会不会支持？本来只当玩笑话，没想到他们很认真地说：“你出来参选吧，我们一定支持！”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年纪轻轻就出去了，和村里两派都没太多瓜葛，他们觉得让我这个中间派来主持大局，没准能给村里换换空气。

　　当然，参选村委会主任没那么容易，第一关就是我自己的老豆（广东话“爸爸”）老哥，他们一听就连连反对，“这个村没救了，那么多任村长都搞不掂，你既然出去了，就在外面好好干你的事业，回来当这个冤大头干吗？”

　　就这么放弃，我有点不甘心。我自己赚钱了，就算发大财了，又怎样？这里毕竟是我的家乡，比起我自己的生意，把这个村搞好，才是最大的事业，才是施展本领的最大舞台。正在犹犹豫豫间，几个同学和那些阿叔阿伯都来给我打气：“年轻人，不拿出点勇气，能干成什么事？我们都看好你。”就这样，我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了，2014年1月选举结果出来，我拿到了八成五的选票，顺利当选了。我当时又惊喜又惶恐，大家都对我寄予厚望，我要干不好，今后都没脸见人的。

　　潘小航：我一直在广东增城工作，先在区（那时叫市）里，后到镇里任职，所以对下围的乱，对下围的难搞，我了如指掌。过去，下围村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征地拆迁补偿不公平和村集体“三资”经营不透明，村民到增城、到广州，甚至到省到京越级上访是家常便饭。2000年2月24日增城老书记汤锦华上任，第二天就有200多村民到增城市委聚集请愿，还打烂了市委门口的花瓶。每到换届选举，增城市公安局都要调派三四百警力到村里维持秩序，下围的乱可想而知。

　　本来在石滩，我也可以做个太平官，维持现状，保持稳定，只要不出大事，别人也说不了什么。但我始终觉得，为官一任，总要造福一方。对于多年深受内斗之苦的下围村民而言，最好的造福就是改革他们的村庄治理，形成一种风清气正，能决策、能执行、能发展、能收益的新的村治格局。

　　机会来源于一封信，那是2013年12月，下围村几个年轻党员写给我的，表达了几层意思，一是对下围的爱，二是对下围的恨，三是希望上级党委支持参选。我看了很受鼓舞，下围终于有年轻的正能量出现了；正好这时，庆东放弃东莞的事业回来参选，后来又以高票当选，说明下围村人对多年的内斗已经厌烦之极，极度渴望有一种新生力量来改变现状。

　　跟庆东一样，我也鼓足了勇气要去碰一碰这块“硬骨头”。那段时间我天天往下围村跑，有时上午来一次下午来一次，很多人说我不务正业，一个镇委书记老去搞村里的事。我不理会这些流言蜚语，为了全村父老乡亲，这场改革我必须去推，就是龙潭虎穴也要闯一闯。

　　思维：一手民主，一手法治

　　潘小航：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具体怎么干，不是光有“勇气”就行的。我分析后认为，下围村20年的乱，核心是缺乏民主、没有法治。多年来，下围村虽然有民主选举，可一旦选出来，村民自治就退化成了“村委会自治”。所以我想，下围村的改革，就是要紧紧抓住“民主”和“法治”两个思维，建立起一套充分保障民主议事、民主表决以及执行落实的制度框架和法治环境。

　　郭庆东：刚上任的时候，我压力很大，不知道怎么干，就去请教潘小航。他问我：“作为村委会主任，你愿不愿意把权力分出去？”我回来参选一不为争权，二不为牟利，就是为了让村里变好，有什么不愿意的？更何况我是个年轻人，又没多少个人权威，又不是德高望重，要想干成事，不依靠大家的力量，不靠民主，又能靠什么？

　　于是，潘小航帮我们设计制度，我在村里实践，最后慢慢形成了现在比较成形的制度——村里事务的决策，都必须先由村两委联席会议审定形成议题，再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集体讨论、民主表决，最后由村委会执行，确保落实到位，做到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改革，是从村里面三幢烂尾楼“开的刀”。说白了，就是以前的村干部以权谋私，把这三幢楼给了自己亲信，让他们转手租住去赚一笔；而且由于经营得不好，都只用了第一层临街的铺面，上面几层一直空着。我就想，把这三幢楼收回来重新盘活。

　　可想而知，想法刚提出来，就遭遇了重大阻力。一开始是那些租了楼的亲信，有的指着鼻子骂我“忘恩负义”：“当年投票选你当了村长，没想到你一上来就搞我。”有的直接就动手把我从家打出来。我一边做他们思想工作，一边发公告开村民代表大会，用起了“大家的事大家商量大家办”的办法。会上群情激愤，“这些楼本来是大家的，他们霸占了20年，还不肯交出来？”70%的村民都赞成收回，在村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后来，租这个楼的外地租客又拿出了合同，说敢收回就是违约，要到法院告我们。我愁坏了，最后还是求助法律。找了我的律师同学研究了一夜，发现这个合同是“南京条约”，显失公平。好比一间房租金市场价至少3000块，它里面约定60块；租赁法定最长年限是30年，它里面是50年……这下我有底气了，如果三幢楼都搞不掂，这村长我干不下去！

　　最后又是开村民代表大会，大家投票，当场签字确认，决定收回，要求占了这三幢楼的33户村民6月30日之前无偿腾出。民意难为、众怒难犯。这“头炮”打响了。楼拿到镇三资平台公开交易，年租金从过去9万元，一下涨到70万元，整个村都高兴了三天，对民主议事的新办法，大家更信服了。

　　潘小航：后来，我们又商量着搞了个正式的开会场合，叫“村民议事厅”，把民主议事、民主决事的制度程序挂上墙，村民在这种议事实践的训练中学会如何理性、有序运用民主权利，让法治精神不知不觉渗透到内心。

　　郭庆东：光2014年一年，我们通过这种村民议事制度和平台召开村民代表大会25次，议定执行了37项议题，村集体收入当年翻番。现在看到的清水湖、沙庄公园、万家旅社工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议定实施的。

　　节操：心底无私，站准“公”字

　　潘小航：改革进入深水区，每一项变动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上面庆东说的那件事，虽然只是三幢楼，但牵涉33户村民的既得利益，会遇到各种阻力；尤其作为年轻人，要把这项工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你自己得心底无私，得行得正、站得直，得守得住自己的“节操”，否则，“屁股上有屎”，或者动机不纯，去动别人的奶酪，别人肯定也不会放过你。

　　郭庆东：要想改革成功，你必须打破别人“你是来捞取利益”的想法，站准了一个“公”字不动摇。参选的时候我就承诺，大家觉得我不可信要罢免我，不用等3年，只要2/3代表签名，我自动不干；只要有1/3村民签名同意，村里的账随便查。

　　一开始当选时，不少人认为我肯定是回来争权的，可我主动把权分出去了，村里大的决策权都不在我，在大家，我只是个替大家干活的。有一些别的村的村官来调研，甚至私下跟我说：“你这个村长，说了什么都不算，又捞不到好处，干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我不这样，一个30啷当岁的后生仔，凭什么让人服？

　　把那三幢楼收回后村集体租金收益涨了那么多，就是原先反对最厉害的那些“钉子户”，最后也释然而笑。他们悄悄跟我说：“我当时之所以反对，是以为你想把楼收回去自己出租赚钱。但你现在这样做，为大家谋利，我是支持的。”

　　今年，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份《资产明细》的小册子，把全村的物业、农田、鱼塘等资产情况都列出来，估价多少钱，租了多少钱，租给谁，租期多久，等等，全部公开，人手一本。

　　潘小航：现在，这套在下围村试点成功的村民议事制度正推广到石滩全镇，增城很多其他镇的村也移植过去用了。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人说我是“形式主义”，说村民要开会，大榕树下都能开，难道非得搞个“村民议事厅”？我坚持村民议事厅作用无法替代的想法。我干这件事，推动这项改革，不是为了自己。我是学法律出身的，只是希望探索出一些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村民自治本质的村级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