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取名字，是给我自己，那一年，我小学毕业。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为自己取过名字，在这里说的不是笔名、Q昵称、微博用户名，而是出现在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名字，反正，我竟是取了，爸妈竟是也没有“小孩子会取啥名字？”的质疑。

　　每次想到“取名字”这件事，总是有一段和“名字”有关的美好记忆……

　　那时候，我喜欢和同村的亚军、秀萍一起玩儿。我肯定是把她们当成好朋友的。现在想想，很疑惑：她们比我大两三岁，为什么爱和我这个跟屁虫玩儿呢？不疑惑地是，小的时候，好像都喜欢跟在大哥哥、大姐姐的后面。这样好像更神秘、冒险一些，不是吗？

　　只记得，只要有空闲，我们仨总爱聚在一块儿，仿佛有数不完的话题去聊、数不完的问题去探讨。我们仨儿最爱待和待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亚军家。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因素莫过于她家新盖的两层小洋楼了。要知道，当时，我们村没有几家是楼房的！每次去她家，我就有一种想爬到二楼的冲动，二楼四周氤氲着的一层神秘感深深地吸引着我……

　　幸好，亚军经常会带我俩爬到二楼，直到现在，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爬楼梯时的一种恐惧中又带有些许兴奋的猎奇之感；仿佛每向上迈一个台阶，离神秘的未知就更近了一步。我几乎每次都是屏住呼吸、在递增的紧迫感中爬到二楼的。然后，我们仨就进入了我们的“神秘小屋”。躺在“乐园”的地板上，聊天儿、唱歌、畅想……

　　有一次，又像往常一样聚在亚军家玩儿，亚军搬了三个小板凳，我们仨就坐在屋檐底下，漫无边际而又兴奋不已地畅聊着。不知道谁聊起名字的事情，反正，我们开始为自己想起了“新名字”。那时候，好像“一个字”的名字刚刚兴起，所以，我们也赶起“时髦”来。只是，碍于年龄、地域、知识的限制，又陷入了另一种乡土味十足的埋伏——商议出来的结果是“萍”“红”“玲”类似这样的单字。如果没记错的话，排列组合好应该是秀萍是“李萍”、亚军是“黄玲”、我是“张红”。现在想想那时幼稚中的认真，多好玩儿呀。

　　天知道，那天我们聊得有多兴致勃勃！天知道，那时候聚在一起的我们有多简单、多快乐！天知道，那一天“取名字”的游戏已经成为我为自己取名字的催生剂。

　　那时候的我正如黝黑的肤色一样，是名副其实没有户口、被偷偷地喂养的“小黑孩”。谁让我是超生的老三呢！？当然，没有户口，爸妈取的名字就仅是方便“叫作”的代号意义，并没有法律上的身份认证意义。没有法律上的意义，我不在乎；最看重的是，作为农民的女儿，没有户口，就没有土地，这确实带给我不小的失落感。以致老爸老妈经常戏谑道：“咱闺女也是国家人员，吃皇粮，无需种田！”与此同时，同龄人一般都有半亩地，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农民竟然没有半毛田，以致在同龄人面前总缺少一种理直气壮、感觉直不起来腰板儿。

　　话题转到“名字”上来，没有户口的情况直到小学六年级，恰巧碰上人口普查。关键是，上初中没有户口是不让上的。总之，我是要摆脱“小黑孩”的身份了。

　　模糊地记得，有一天，爸高兴地问我：“我要给你办户口了，你想改大名吗？”我好像没有迟疑多久，就说：“改吧，就叫张希玲吧。”

　　之所以迟疑不久，应该是我早就练习过取名字了。听大人说，我的辈分是“元字辈”也被称为“希字辈”，因为喜欢“希”这个字，就想名字里一定要有“希”字！就想到叫“张希婷”的，其原因实在简单，因为太喜欢和欣赏我们班的一名女同学“黄婷婷”，仿佛这样就可以和她有一些相似之处了。可是，那感觉叫起来又不顺嘴儿，就又想到了我和亚军、秀萍她们一起起名字的事儿。“红”“萍”“玲”，组合起来，“玲”叫起来顺嘴儿，心想，嗯，张希玲这个名字貌似不错。

　　只清楚地知道，老爸同意了，至于老爸的情绪、想法，也许因为太小捕捉不到亦或是时间夜以继日地冲刷，已然模糊地成为混沌一片了。

　　于是，“我”作为“张希玲”就这样存在了。小时候，小孩子一个简单的心思哟！只是，我经常会想念爸妈为我起的乳名，即使再普通，也已被记忆赋予了无比亲切和美好。

　　我名——的“字”，实在普通地毫无意义，纯粹一个十来岁孩子的偶然排列。但是，和名字联系一起来的事情，在岁月的延展中、在回忆的烘托中，却升华出了鲜活的意义。

　　顺便想补充一下“我和土地”的故事，户口有了，依然没有同时获得土地。那时候，流行一个说法，好像是“新人不添、死者不减”，除非等到下一次重新分地的时间。不知道过了漫长的多年后，终于盼到了分地，我才挣得“半亩三分田”。这漫长的等待时间呀！只是，之前的“没有土地”的不踏实感和缺失感，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让我好似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