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篇平实朴素的文章《卖米》刷屏了朋友圈。

　　我想，看罢这篇小说，大多数人的感受是感动，当年的编辑吴玄也被小说“文字的朴实和真诚”所感动。

　　小说“前面的话”中说：“这不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一点不说，读者也能猜到。这样的小说，没有亲身经历，很难写出那么深厚又内敛的情感，也呈现不出乡村市场交易、农家生活等众多逼真细节。

　　在这些细节中，有两个细节让读者难忘：一是米贩子开价一块零八一斤，母亲坚持一块一一斤，总共150斤米，相差也就三块钱；二是回去的路上，琼宝不慎颠出了一些米，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回家拿簸箕，为那点儿米，来回走七八里路也在所不惜。这些细节，再加上母亲卖米时的希冀与无奈，读后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农民的生活与时代的变迁是分不开的。回溯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的大幕最先在农村拉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粮食大幅增产。“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加上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民可以将剩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生活有了巨大改观。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这段时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农民面对的情况又有所变化。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价格上扬，粮价下跌，对单个小农来说，包产的红利逐渐消耗。随后就是越来越凸显的“三农问题”。

　　《卖米》作者张培祥在上中学、大学和读研这段时间（1991-2003），一定刻骨铭心地体验了什么是“三农问题”。

　　她出生的1979年，农村已开始“包产到户”，她去世的2003年，农业税即将被取消，新型农业合作社和解决农民看病问题的“新农合”也于不久之后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改善了农村的面貌。然而张培祥并没有看到后来的这些变化，她短暂的一生，可以说大部分时间与中国农村发展较艰难的时期相重合。

　　《卖米》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一方面，农业税、提留款、统筹款等名目众多的税赋让农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单个小农面对市场，压力重重、风险重重。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米市完全是买方市场，“爱卖不卖”，在米贩子看来，给出一块零八一斤的价格已是高看母亲一眼。但是《卖米》同时也提到，父亲未生病之前，挑米去城里卖，可以卖到一块五一斤。

　　同样是150斤米，如果进城去卖，要比按一块零五一斤的价格多卖出68块钱，代价是得挑着米担走三十多里路。进城的时间成本显然也是很高的，小农们折腾不起，他们不得不“随行就市”，低价卖给米贩子。

　　张培祥去世15年后的今天，乡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农民组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种地的辛苦程度有了很大缓解；乡村旅游、乡村淘宝等多种思路拓宽了乡村发展的路子，农民收入来源愈加多元。这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实力增强后对农村的反哺有很大关系。

　　我们感慨，张培祥的英年早逝，无法见证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崭新气象；我们也庆幸，《卖米》中呈现的场景如今在乡村已不存在；我们更要看到，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的问题还未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从某种程度上讲，《卖米》难题也是当下农产品“卖难”问题的一个缩影。比如我们经常讨论的猪肉价格“跌跌不休”，大蒜从“蒜你狠”变成了“蒜你惨”，果农将滞销的水果倒在路边、倒进池塘等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农产品尤其是市场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类农产品，卖难问题依然是个困扰，“货到地头死”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比较普遍。只是这个问题如今已更新换代并衍生出了新的形式：过去的卖难，或许只是一家一户的“小问题”；现在的“卖难”，却随着农产品供应的不断丰富，俨然成了一个地区、一个领域的“大问题”。

　　科技在进步，制度在完善，做成了一些事情，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新形势下新问题正在逐渐凸显：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生产有机衔接，怎样才能降低农民在市场中的风险……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