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大学毕业，我婉拒了见习6个月的江苏苏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工作，来到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左杨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

　　回望来路，我庆幸，在这里听到了中国最基层的声音。

　　记得第一次走访3组村民左华之，他妻子拖着佝偻的身子起来招呼我，给我倒水，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和左华之一起坐在堂屋里的长凳上，我递给左华之一根香烟，听他聊家里的情况。他上有高龄老母，下有一双儿女，家庭的担子自然都落在左华之的肩上，读着他一脸的沧桑，直让人揪心。

　　像他这样的贫困户，在我们村并非个例。

　　于是，我思考农村为何“想要飞却飞不高”，我想到了土地流转，想到了高效农业，或许是条不错的出路。

　　群众的意见却不尽相同。那些相左的意见让我陷入沉思，开始重新反思和审视自己的想法。

　　我跟3组左德元老人分析土地流转的益处：一个人种一亩田，稻麦两季，水稻的收入基本上可以抵掉农药、化肥的成本，小麦的收入属于净收入，大概在900元左右，但这其中还包括人力成本。而土地流转一亩年均净收入就有800元，还能腾出劳力和时间打工赚钱，远比自己耕种来得划算。但老人给我们算了另外一笔账：他和老伴两人2亩口粮田，温饱自然不是问题，剩余的粮食可以卖钱，除了填补农药化肥以外，还有一定的余钱。2亩田的效用远不止于此，关键可以实现“鸡生蛋式”的循环效应，老人家里养两口猪、养几十只鸡，种粮的秸秆可以用来煮饭，省去了电费或液化气费，糠皮可以养猪、养鸡，这样，基本的日常开销就可以维持。如果两亩田只换得1600元钱，他们年龄大了，也做不了零工，什么都靠钱买，生活何以为继？

　　两笔账形成强烈反差，说不上谁对谁错，重要的是在考虑、分析、处理事情时是不是真正站在百姓立场上。正如左德元老人所言，当基本生活都成问题，还谈什么高效？

　　然而，真正站在百姓立场上，并不代表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

　　前些日子，一位村民拿着一张陈旧的欠条找到了村里。起初村民很激动，说他80年代就做了村组长，村里欠了他2000多元工资，至今没有结清。村主任接过欠条，捧出一沓泛黄的账本，并没有发现相应记录，而且近年的债务都已化解，村里没有欠款。我来村里时间不长，对村里的事务自然不好插嘴，只好安抚村民先冷静下来，等核实了情况再做处理。村民看到账本，越说越激动。村主任拿过账单，看了又看，若有所思，最终村主任冷静地翻开了资料，资料显示该村民做村组长始于1992年7月，与村民欠条所述自相矛盾。那位村民还在辩解，但都在村主任的反驳下不攻自破，最后只得悻悻地离开。

　　村主任当了近40年村干部，他做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而言，他就是一本农村工作的“智慧锦囊”。事后，和村主任聊起，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他做了这么多年干部，明显地感觉现在的干部难做了。有的村民，今天你给他100元钱，他会笑嘻嘻地感谢，第二天，再给他100元钱，他还会感谢，但当第3天、第4天，你不给他钱的时候，他可能会出口骂你。农村工作不是要说多少废话，讲多少重要性，而在于认真地做事，做一件像一件。

　　当然，有些事情不管是干部还是村民，都为难。比如说秸秆“双禁”。秸秆“双禁”屡禁不止，我们很着急，也很为难。常常觉得自己处在了“夹心层”，深知秸秆焚烧之弊，但又心疼农民操劳之苦。全天候看守，“谁烧罚谁，烧谁罚谁”，让焚烧者没有空隙，没有机会。但当村民抹着眼泪问我们“不烧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却一时语塞。清运秸秆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远远超过了秸秆本身的经济价值，焚烧对村民来说无疑是最便捷的处理方式。我意识到，与其年复一年“防贼式”的看防，重复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不如潜心研究，攻克难关。寻找更便捷、更有效的方法处理秸秆，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该破题的地方。

　　（作者为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左杨村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