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某媒体工作了近一年后,我突然决定报名村官考试,到基层去,开展乡村建设。我的不少朋友感到愕然,进而纷纷劝阻我。有人说乡村危险,农民有多么的“不可理喻”；有人说基层事难为,我到了以后施展不了拳脚；也有人说我只是一时热血,估计不到一个月便要折路而返。

　　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乡土社会的建设,的确并非易事,而出身于象牙塔的我,也未必能接上基层的“地气”。但我的内心仍躁动不已,仿佛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我——去乡村吧,去基层看看,到“中国梦”的前沿,感受中华文明的数千年命脉。

　　乡村,是中国的底蕴。几千年来,它就是“江山社稷”的代名词。乡村不稳,则国家难治；乡村治,则天下安。中国奔向现代化的启程,恰源自于乡村社会的发力。如果追溯稍微久一点,乡村就是我们共同的母亲。然而,这个母亲的待遇,却是低廉的。当新兴工业城市茁壮成长,我们回过头去,留给乡村的却只是一片凋敝。乡村意义,被人为地抽离了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史上,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发起了“前赴后继”的乡村建设潮流,试图以知识的力量,推动乡建,解决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建立可持续性的城乡平衡尺度。百年前,民国史上的“黄金10年”,工业经济飞速发展,而农村迅速凋敝。知识界看到了这一点,倍感焦虑。1931年,梁漱溟首提“乡村建设”,创办《乡村建设》旬刊,号召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建设田园。耶鲁博士晏阳初举家迁到定县,进行“定县试验”,后带动百名高级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迈进泥巴墙”。一时间,乡建颇为壮观。但历史的潮流,波谲云诡。先贤们的努力,在一个又一个的拐弯路口,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与百年前相比,今天的大学生村官所要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城乡剪刀差带来的环境和生态代价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现代化成果所孕育的留守儿童、乡村精英抽离等问题,比任何时刻都更加严重。

　　今天,许多农村地区,吃饱饭已成为次要需求,悬挂在温饱问题之上的,还有农民如何过上更富有精神底蕴、更富有质量保证的生活。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去。浪漫地说,是延续先贤们的努力。但务实地来说,如果要下去,就要以万诚之心,去拥抱乡村,倾听生活于斯的乡民心声。

　　我今年24岁,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春韶华。如果我真的成为了一名村官,我俯下身去,一面学习先贤们的经验,一面吸收农村自身孕育的智慧。一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要想成事,务必接上“地气”。因此,我明白,我的努力远远比不上试图恢复乡村价值的先贤大哲,但或许可以通过这种历练,形成开阔的视野。

　　今天,乡村的问题,不独是乡村自身所孕育,如前文所述,与城市化的兴起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此,除了我自己下去,我还呼吁更多的有志青年,下到乡村去,重新发现乡村价值,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解决旷日持久的城乡发展平衡难题,贡献自己微不足道的青春力量。

　　唯有如此,当我们这一代人回首往事,才可坦然高歌:中国有梦,青春无悔。